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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工作期间的几件往事

【作者:牛斗 | 发布日期:2019-09-07 】


我父亲牛尚侃,从我校建校初期就一直在我校工作。他在1985年离休,于2013年去世。在庆祝建校70周年之际,特写一篇小文回忆我父亲牛尚侃在学校工作期间的几件往事。

1.建校初期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国电力行业先进工作者

我父亲牛尚侃是在19498月,我校创办期间来到学校工作的。当时从长春电力局抽调了5名技术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员。记得我父亲说过这五位老师除了我父亲以外还有:张世伦、吴泽霖、曹彦达和孙廷玉等4位老师。在建校期间我父亲除了教学以外还担任了电力科(相当于后来的电力系)副科长,负责实验室管理工作。

动力系吴泽霖老师在实验室指导实验(1960年)

特别是在1955年,当学校从长春搬迁到吉林市以后,很多实验室都要从头筹建。当时经费较少,我父亲就请在吉林热电厂、吉林电业局和丰满水电厂工作的同学帮助,搜集一些电力企业淘汰下来的陈旧电力器材加以改造,有时还去旧物市场购买一些可用的电力器材,终于把电工、电机等几个基础的电力实验室筹建起来了,为学生开出了电工、电机等几门电力课程的实验课。在1955年秋季学期,我父亲和一位刘老师各为学生主讲两门电力专业课,每人每周都是18学时课。不巧的是开学不久,这位刘老师就不慎手臂骨折,需要休息两三个月。当时一时找不到代课老师,我父亲就把这位刘老师主讲的两门课也接过来了。这样我父亲每周就要讲36学时课,每天都是6学时的教学任务,一直坚持到学期结束。正在这期间全国电力行业推选参加“1956年全国电力行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学校就把我父亲的名字报了上去并获得了批准。1956425日,父亲在中南海和与会的全体代表一起荣幸的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我父亲去世前一直把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资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照片、会议日程、代表名单、全国电力行业先进工作者证章……)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2016年在学校征集校史文物时由我母亲代表我们全家通过学校离退处捐赠给了学校。

  

第二排右起第八人为牛尚侃老师

2.大跃进年代入党并转为行政干部

 1957年春季全国开展整风运动,我校也开过多次动员会,内容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一些教职员工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但是我父亲却都没有参与,即便是在座谈会上被要求发言时,我父亲说的也都是对党组织、校领导赞扬的内容。后来“整风”变成了“反右”,一些提过意见、贴过大字报的教职员工不幸被打成了右派,而我父亲则躲过了这一劫。事后我父亲说过:当时哪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哪里会预测到“整风”会变成“反右”?当时我不贴大字报、不提批评意见纯粹是出于一种“感恩”的心态。用我父亲的话说,去年(1956年)领导推选你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推选你去北京见毛主席,今年(1957年)你就给领导贴大字报、批评领导官僚,那也太没良心了吧?在随后的1958年大跃进中我父亲也肯出力气。大跃进期间我校帮助市郊区架设一条从丰满到郊区红旗人民公社的高压线并安装配套的电力设备,我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师带领一些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在丰满水电厂工人师傅和当地社员的帮助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我父亲在1956年、1957年和1958年连续三年的表现都比较突出,所以在1959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在1960年去吉林省委党校参加培训,党校培训结束后我父亲从教学岗位转为管理岗位,担任了教务处副处长。

前排右七为牛尚侃老师

3.“文革”武斗期间临危受命

19677月吉林市“文革”进入了武斗高潮期,两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越来越激烈,我校当时是某一派造反派的总部。当时两派动不动就互相射击,流弹横飞硝烟弥漫。我校的许多教职工、学生当时纷纷去外地躲避武斗战火。这时候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谁去领工资?学校里每位教职工的全家老小都要靠这工资吃饭。过去领工资是由学校的财务人员乘坐学校公用车或校领导专车去市银行取工资。而在武斗期间,学校的几部汽车都早已被打烂,另外从学校到市银行的途中,两派造反派又分别设置了路障,连公交车都不通了。这时我父亲牛尚侃被临时任命为学院办公室主任(代理),全学院十几枚公章和钢印都交到了我父亲手里。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由老爸去市内的银行取回全校教职工的工资,然后交给财务科的两位女会计涂姨和高姨分发。当时全校几百名教职工的工资总计两三万元(绝对是一笔巨款),有二、三十捆之多,每一次取工资都充满了风险,我父亲要骑自行车背上大包往返于两个造反派控制区。据我父亲讲最危险的一段就是两派之间的空白区(从毓文中学到黄旗街这一段),有时候遇到不怀好意的人跟踪,有时候遇到两派之间互相射击。好几次我父亲回来时都一身灰土,因为要就地卧倒躲避流弹。好在当年社会治安还比较好,虽然经历了几次危险但毕竟没有出事儿,武斗最激烈的几个月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都顺利领回来了。

4.走“五七道路”期间担任所在大队党总支书记

197018日,我父母作为“五七战士”去磐石县石嘴公社老爷岭大队下放参加劳动。下乡不到两个月,我父亲牛尚侃就被任命为所在大队的党总支书记,这件事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当年“九大”以后,各地开始重建在“文革”中瘫痪的各级党组织。我家下放的大队有张姓和刘姓两大家族势力,公社安排张姓家族的人当大队总支书记吧,刘姓家族不同意;而安排刘姓家族的人当大队总支书记呢,张姓家族又不同意。这情况僵持了很长时间,搞的公社领导很头疼。后来公社领导放出话来:准备请下放干部牛处长当大队总支书记。没想到张姓和刘姓两方居然一致同意。虽然我父亲几次推辞说:“我是下放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我对农村情况一点儿都不熟悉”,但还是被当地公社领导以“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为由硬给扶上了马。我父亲担任大队总支书记以后,虚心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学习请教,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一直干了三年多,直到1973年调回学校为止。在担任老爷岭大队总支书记期间,我父亲做的事值得一提的就是为老爷岭大队原来没有电的几个生产队解决了用电的问题。他带领社员架设电力线,安装变压器,为生产队安装粮食加工设备,为各家安装电灯……我父亲回学校工作以后,当地的一些社员进城办事顺便来看望我父亲的时候,一直对此事赞不绝口。

5.走“五七”道路回校后转换多个工作岗位

我父亲走“五七道路”大约三年多时间,于1973年春季调回学校。回校后在学校多个岗位上从事过多项工作。

我父亲在科研处工作期间多次向省里科研部门推荐过我校多位老师的科研成果,使一些老师的科研成果被评优获奖。

在基建处工作期间(似乎是借调),当时我校正在筹建学校的教学主楼(一教)。我父亲除了对这座教学楼的各部分功能区做规划以外,还要陪校领导去当时的电力部做沟通工作。电力部原来只批准一教盖到6层楼的高度。而当时的校领导从学校长远的发展考虑坚持要盖8层楼。但是由于当时的校领导不是电力系统干部,对电力部的领导不很熟悉。所以我父亲陪当时的校领导几上北京,终于争取到电力部主管领导的批准,追加了经费,为一教加盖了两层楼层。

在教务处工作期间主持过学校两批教师职称的评定工作(当时教师评职称的工作由教务处负责),最先两批被评出的副教授都是学校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些老师的水平和资历都得到了全校教职工的公认。

在我印象中我父亲牛尚侃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记得有人为我父亲打抱不平时说到,全国大学中的教务处长连副高职称都没有,你恐怕是唯一的一位。而我父亲当时笑答:“这么长时间不讲课了,没有职称也很正常。”我父亲退休后,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当年工作时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他老人家退休后的生活也是很丰富的,如打桥牌、下围棋、看小说、听京剧、去外地探亲访友……,还曾被聘为校史撰写顾问发挥余热。

在庆祝建校70周年之际,谨写此篇作为对我父亲牛尚侃的怀念。并祝东北电力大学越办越兴旺,为祖国电力工业和其它行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右二为牛尚侃老师

(牛尚侃,19499月到我校任教,曾任教务处处长等职,1985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已故;作者:牛斗为牛尚侃之子,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1980年到校任教,教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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